中国群英四度论战克鲁格曼 交锋不留情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从北京到上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旋风式的中国之行让不少人充满期待，希望大师一如既往地发挥预言家本领，预测世界经济的未来，更希望他能把脉中国经济给国人以高屋建瓴般的启发。

　　但让很多人失望的是，克鲁格曼的演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多少建议，而是以学者的口吻指出中国经济的种种不是，甚至一度把经济危机的根源都归咎到了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之上，这引发了与多位在场中国学者的激辩。

　　事实上，在美国本土，就连白宫都小心地避免激起克鲁格曼的怒火，即便来到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有56年历史的文治堂，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和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大师显然也不想改变风格，既没有“客随主便”，也不屑于只讲讲“侬好，阿拉爱上海”式的客套话。

　　习惯了二元思维的中国听众第一次遭遇了某种尴尬。

　　预热：超主权货币之争

　　其实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已经领教了一番克鲁格曼爱凑热闹的个性。

　　据第一财经日报（CBN）报道，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发表于央行网站的署名文章中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在文中特别指出，应考虑充分发挥SDR（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用新的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这样的提议势必动了美元的“奶酪”。不久，克鲁格曼就言辞激烈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美元之困》的文章表示反驳。

　　他认为周小川之所以提出这个超主权货币资金，刚好承认了中国自己最大的短处与痛处。中国与去年相比，出口猛跌了26%，并且对在美购置的债券安全极度焦虑，所以中国才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提议，充分暴露了中国最大的短处，这个提议也让世界尤其是美国很不安。

　　归纳起来，克鲁格曼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已陷入到一个两难困局中难以自拔：如果设立新储备货币，必会引起美元狂跌，而中国在美元资产最多，当然受损也会最大了；如果不设立，目前中国已变成了“美国财政部债券共和国”，债券回报率接近于零，等于白给美国人作贡献，也挺冤的。

　　周小川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不容置疑的，那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节约习惯，是美德。对此，克鲁格曼也进行了挖苦。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中国民间不少学者，不久这次论战就拉扯进了更多的口水。

　　第一战：贸易盈余与人民币汇率

　　可能隔空作战不够过瘾。在12日来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尽管克鲁格曼自称对中国经济不是很了解，但在题为《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演讲中，他抛出了他认为中国要面对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的贸易盈余问题，他说：“如果两年之后，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中国继续保持大量的世界贸易盈余，就会被视作麻烦的制造者。”

　　然后，克鲁格曼还语出惊人地把中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解释为是中国操纵汇率的结果：“美国国会每年会审视一下中国的货币，财政部会汇报一下是否每个国家在操纵货币，每年的审议中，答案都是中国没有操纵货币，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诚实的评估，这是避免冲突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讲得十分肯定，但自己也没有提出论据。

　　彼时，台下包括CBN记者在内数以千计的听众顿时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气氛：大师的演讲确实尖锐。

　　克鲁格曼的这个观点马上激起在场中国学者的反驳。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回应说，贸易盈余问题怎么解决？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很清楚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我们长期的方针。但美国也要看到，当中国这个大国经济体以内需为主的时候，长期依靠进口贸易赤字维持增长的美国，或者说70%主要为消费GDP的美国，它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影响。

　　而让夏斌表示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老是引导我们讨论中美贸易汇率的问题？”针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底根源是什么？夏斌认为是美国对这场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判断失误，拼命地扩大信用。导致危机的客观制度基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引导世界的知识界去研究去改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夏斌这样质问。

　　在北京演讲时，克鲁格曼再次重复说：“如果要描述中国的盈余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的话，就太有想象力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且保持一个相对弱币的地位，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果。”

　　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反驳：“世界各国中，有些实行自己的货币不可兑换，有些决定不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克鲁格曼先生如果认为凡是选择实行自己的货币不可兑换的就是操纵汇率，那么中国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就注定要永远操纵汇率下去了。”　

　　尽管双方措辞都有点激烈，不过克鲁格曼对于中国学者的质疑听得十分认真，不停地用手中的笔在纸上记录要点，并不时地思考怎么去化解和还击。
第二战：美元是不是应该负责任？

　　对于美元的辩护，克鲁格曼同样采取了某位美国官员的逻辑：“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问题是你们的问题。”

　　他说：“美元的角色因为是流动性很好的货币，使用范围非常广，而且有个流动性非常好的债券市场，这并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为什么中国不这么做呢？要问中国外汇储备方面的官员，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决定，这是中国人的决定。”

　　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克鲁格曼表示了赞同。IMF民主化进程他非常赞成，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一股独大，也是非常好笑的。至于说IMF的治理结构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有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来代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什么问题，要求这个体系进行改革以反映现实也有道理。但他没有忘记强调：IMF改革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与美元占世界统治地位没有关系，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美国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对，但是美国没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么要求美国是不对的。

　　而针对夏斌教授对于美国扩大赤字向世界借钱的现实，克鲁格曼显然在大打太极。夏斌问他说：“美国政府不停发国债救危机，可能会有通货膨胀的隐患。既然如此，世界黄金储备24000多吨，美国一个国家8000多吨黄金，它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卖一点黄金换点美元进来，还不停地发债，为什么？”

　　克鲁格曼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他说：“我们不需要钱，我们为什么卖黄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两年之前，美国想为世界其他地区筹集资金，现在这个钱不是问题，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美国要采取大规模的措施筹集资金？我不是特别明白？”而就在前一天美国政府刚刚宣布2009年政府的财政赤字会高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

　　第三战：碳的民主是否可信

　　而克鲁格曼第二个自称为稍微缓和一些的“中国问题”也与贸易相关，他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常常是相同行业的，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彼此都进出口汽车，并且两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种贸易不会带来太大的企业倒闭、失业增多等压力。而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则不是这样。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比较优势，在经济危机下这会导致其他国家该行业企业倒闭，这会带来专业化分工，很大的重组，还会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

　　很显然克鲁格曼在演讲中只讲到了贸易方式给西方带来的危害，而对其享受的价格好处只字未提。
在当CBN记者问参加对话的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克鲁格曼的演讲是否暗示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语气时，金岩石无奈地叹了口气。

　　克鲁格曼的第三个问题是环境资源问题。他提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上升，已经超过美国。他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带来了压力，必须采取措施。”克鲁格曼甚至表示，“美国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让步，我的余生会就这些环境政策进一步进行讨论、谈判。”对于这个问题克鲁格曼的语气确实十分坚硬，大师对于全球环境的保护意识值得学习，但能源和环境问题并不只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

　　同样来自西方国家经济学者的前伦敦市市长John　Ross不认同克鲁格曼的观点。他说，唯一我们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个公民都应该享用相同大小的它，超过使用量的国家必须减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讨论个合理的碳排放量进行平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块。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的碳排放应该下降，中国、印度这样人口很多的国家它们的碳排量应该根据人口排，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尽管克鲁格曼并不是非常相信碳的民主，但他也最后强调，富裕的国家必须达成一个协议，新兴国家也必须要减少碳排放，解决方案应该是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折中方案。

　　尽管克鲁格曼的演讲并没有如之前期待，或者对中国的要求也有些苛刻，但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张明对CBN表示的那样，我们也需要从之前的贸易和发展中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即使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保留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美国政治立场。

　　不是预言家

　　抱着让克鲁格曼来华“传道解惑”心情的主办方是这样宣传他们的主角的：这是一位两次预言命中“亚洲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另有电视节目更是凑热闹，称“伟大的预言家克鲁格曼来了”！

　　在“预言家”噱头之下，听一场演讲所需不菲，据记者了解，嘉宾席位为5800元/位，而最贵的荣尊席位为58000元/位，不仅在前排就座还有机会参加克鲁格曼11日的宴请。

　　相比之下，目前最有行市的演讲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5月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演讲，其门票最高售价也才约410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超过3000元。

　　尽管听众付出不菲，不过克鲁格曼并不买账。在接受采访时，克鲁格曼对于“预言家”的叫法，不怎么“感冒”，对于上述宣传都很坦率地作出否认。

　　“我没有看到金融危机，我只是看到了房屋市场危机。”克鲁格曼说，同样，在亚洲问题上，他说自己当时看到了亚洲经济被过重夸大，但是并没有看到后续会发生的事情。

　　他对CBN记者表示，他并不是一个预言家，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并不期盼“大政府”而需要良好社会保障条件的典型自由主义学者；而谈起预测，他的工具都很简单，就是看各种数据。

　　你知道美国有这种律师，就是跟在救护车后面，认为这样有生意可做的那种。克鲁格曼对CBN记者说，我就是这种“追救护车的律师”。

　　“世界经济很好的时候，我就没活干了。所以我就在寻找其可能出错的地方。”克鲁格曼说。